| 大唐帝国之痛：强盛帝国走向崩溃的转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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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发布时间：2008-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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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唐帝国内政的失误
1、朝纲的败落
唐玄宗不是昏君。早期做皇子时，以其过人的胆识清除了亲武则天的朝廷内阁，使天下从武系又重新回到了李唐手中，为延续李唐天下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唐玄宗即皇帝位以来，所任用的宰相中，姚崇善于调解各方面的关系，宋璟执法严厉，张嘉贞重视吏治，张说善于写文章，李元纮与杜暹能够节俭治国，韩休与张九龄个性直率。这些唐玄宗任命的朝廷内阁总理都个有所长。应该说他们治理下的国家，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民族得到了很好的和解，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社会风气很正派，为唐帝国的盛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直至张九龄因个性直率而获罪罢相，从此，朝纲开始走下坡路了。张九龄的获罪罢相是完全因为此人的个性直率、性格秉直，做事认真，不懂得阿谀奉承，不会巧言令色，不明白一样话两样说的道理，正应了“水至清则无鱼、人至诚则无徒”的古训。但是张九龄的获罪罢相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则是：朝廷中的百官从此人人明哲保身，没有人再敢于直言谏言。至此，朝纲及社会风气开始走下坡路。
张九龄被罢相后，李林甫上台组阁中央政府。他为了进一步堵塞唐玄宗的视听，达到自己独揽大权的目的，就把谏官们召集起来，明确地告诉他们说：“现在有贤明的君主在上，群臣顺从皇帝都顾不过来，哪里还用得着再多说什么！你们难道没有看见那些立在大殿下面作为仪仗用的马匹吗？虽然吃的是三品等级的粮料，但是如果要是在不适当的时候嘶鸣叫唤，都要立刻被拉下去，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诸大臣敢怒不敢言。李林甫做宰相后，这一番指鹿为马般的表白，表明了皇帝与皇宫外的视听线路从此被断绝，皇帝对于皇宫之外发生的事情，对社会的发展状况再也没有，也不可能会有正确的判断了。曾经，也出现的过正直的大臣“指鹿为鹿”。补阙杜琎曾经向唐玄宗上书谈论政事，第二天就被“贬为下邽县令”，至此皇帝的谏争之路断绝了。
2、李林甫的专权与妒贤嫉能
李林甫担任宰相后，一方面对于朝廷中百官的任用，凡是才能和功业在自己之上的，受到唐玄宗宠信或官位有可能超过自己的人，一定要想办法除去，尤其嫉恨由于文学才能而进官的士人。表面上装作友好的样子，说着动听的话，而暗中却阴谋陷害。所以世人称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有这样的小人担任中央政府内阁总理，真正有大学问大智慧的贤人志士是进入不了中央朝廷的，他们也不屑进入这种环境下的中央政府。
另一方面，从唐朝建立以来，边防将帅所用的都是忠厚名臣，边将不会让久任，也不会让在中央政府中兼任内阁职务，更加不会让身兼数职的现象发生，功名显著、战绩卓越的都会让他们入朝为相。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奖赏有战功的边关大将，二是主要防备边将在边境地区形成自己的势力范围。这对于中央政府可以有效的控制地方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唐帝国边境地区四方少数民族的将领，虽然象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那样的名将，也不会让他们在一隅做大，都是会任命中央政府的内阁官员来节制他们。而到了李林甫做宰相时，为了杜绝边将入朝为相影响他的地位，就针对边将太多，且大多是没有什么中原文化的少数民族这一情况，李林甫上奏皇帝说： “用内阁官员为节制边将的将领，但文臣多怯懦而不敢作战，不如用出身低贱从事过农耕业的边境少数民族战将为军队的将帅。他们大多都勇敢好战，出身低贱而且孤立没有党援，陛下如果能够用恩惠笼络他们，他们一定能够为朝廷尽力”。唐玄宗认为李林甫的话很有道理，就首先重用了安禄山。而后，边境线上的各边关重镇都先后使用了少数民族的将领为节度使，这样全国的精锐部队都集中到了北方的边疆上，形成了里轻外重的局面。最重要的是由于军队将领的地方化，军队的将领能够很好的控制军队，最终逐渐使得国家军队地方化，而地方军队则为私人化。因而，最后安禄山得以发动叛乱，几乎推翻了唐帝国，这一切皆因李林甫追求专宠和巩固自己地位的阴谋所致。
3、唐帝国政府战备意识的丧失。
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政府都是十分重视战备工作的。作为国家战备工作做的好，对于应急内忧外患都是十分必要的。唐帝国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汉人政权更是如此。唐帝国初期的战备是实行的府兵制。府兵制下的折冲府有木契、铜鱼。朝廷如果要征发府兵，就颁下敕书、木契和铜鱼，经都督府和郡府检验木契、铜鱼都能对合，然后才能发兵。自从招募了弘骑之后，府兵制就日益衰落，其中有死的，有跑的，官吏也不再清点补充，府兵装备的马匹、武器和粮草也都消耗散尽，而没有得到及时补充。原来的府兵入朝宿卫者被称为侍官，意思是去保卫天子。后来宿卫的府兵多是雇人顶替，军官也象奴隶一样役使士兵，以至于长安城中的人以做侍官为耻辱，把他们作为戏笑时辱骂的对象，而被派往边疆戍边的府兵也多被当作苦力役使，为的是那些府兵死后，边将可以吞掉他们的财产。所以那些应该当府兵的人纷纷逃亡。至此，折冲府已经没有兵员可以征发了。
于是公元749年，天宝八年五月初十。政府内阁宰相李林甫上奏皇帝请求停止折冲府下发的铜鱼、木契和敕书，即让名存实亡的府兵制停止动作，皇帝同意了这一建议。从此，府兵只保留了原来的官吏，但这些折冲府府兵中的折冲都尉和果毅都尉等保留下来的官吏却再也得不到升迁，因此，士大夫们就更加以做此类官员为耻辱。而代替府兵的招募弘骑的办法，在执行当中也逐渐丧失了本意，应募的多是一些市井中商贩和刁猾之徒，且未经严格训练，也就是兵痞。因此，普通百姓就更不愿意当兵了。
当时，唐帝国已天下太平日久，大多数人都认为国家应该裁军，并且是大幅度的裁撤军队，因此，在民间禁止私人携带武器。民间子弟有做武官的，父母兄弟都瞧不起他们。但是，唐帝国的精锐部队却都聚集在西北方的边境线上，而国内空虚，没有任何象样的战备可言。在唐帝国国内布防这一点上，为安禄山率领的边防部队叛乱，可以短时间内席卷国内大部创造了客观条件。而唐帝国中央政府在安禄山叛乱之后，因国内布防空虚，仓促应战，短期内根本来不及组织起有效的阻击，很快丧失了战场主动，陷入了被动防御的地步。因此，长安、洛阳等国内大城市迅速失守，中央政府被迫西迁。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战争初期的军心、民心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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